邱佩宁曾国藩的人力资源管理经——“选、育、用、留”术-HRWinner

邱佩宁曾国藩的人力资源管理经——“选、育、用、留”术-HRWinner

邱佩宁
1、曾国藩是怎样把人才网罗来为他效力的?
他有四句话,概括自己从鉴识、培养、网罗到使用人才的过程:
第一句话是“广收”,即网罗人才范围一定要广,而且选拔人才还要有诚。
第二句话是“慎用”,就是使用人才的时候一定要慎重,谨慎地使用人才。
第三句话是“勤教”,指对人才要经常地进行教导、培育、栽培。
第四句话是“严绳”,是指用严明的制度、纪律、规章,以及奖惩的各种办法来使一个人才更加符合用人者的要求。
为了实践这样的目标,曾国藩在他的幕府中,特别是做了两江总督、钦差大臣后,设置了很多机构,这些机构成为他安置、培养、教育、提拔人才的最重要机构和场所。
湘军有两个最主要的机构:秘书处和营务处。
当时没有秘书处这个名称,叫幕府,它是幕僚群体中最重要的机构,主要工作是帮助曾国藩草拟各种文件。这类人待遇最好,人员最多,多达百人以上。郭嵩焘、刘蓉、陈士杰、李元度、赵烈文、李鸿章、左宗棠、李榕、薛福成等后来很有成就的这些人,都曾在秘书处工作。营务处是湘军的参谋部,要求任职人员兼资文武,既懂得军事,又善于出谋划策,如沈葆桢、李宗羲、李鸿裔、李兴锐等人都曾在此工作。几乎所有的重大战略决策都是由秘书处、营务处的人才一起讨论,定出一个最佳的方案,最后供曾国藩进行决策。
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机构,比如厘金局,是征收厘金的主要机构。曾国藩带兵后,一改“君子不言利”的陈腐观念,认真学习理财,提出“利权所在即威权亦归之”的观点。仅他任两江总督后的短短六年间,就筹集军费1854万两,其中绝大多数来自厘金。还有劝捐局,就是到处为他筹钱。胡大任就是在湖北主持劝捐局并受到曾国藩极力赏识,而被举荐给朝廷。

湘军创建之初,没有国家财政拨款,它的运转全靠自己到处化缘,所以曾国藩开始出山的时候,非常犹豫,虽然皇帝下了圣旨,湖南巡抚骆秉章、张亮基一再恳请。曾国藩觉得主要有三个难处:
第一个难处是儒家的经典,在四书五经中浸润良久,这些经典已成他的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,但是兵家的要领平生没有任何涉猎,知识准备几乎是零。
第二个难处是行军打仗,朝廷不给拨款,那么所有的钱都要向富人化缘,但是他平生结交的没有富人,无从化缘。
第三个难处是他当时正在为父守丧,如果出来有违孝道。
曾国藩后来做了两江总督,手下人得到高升,爬得最快的是为他筹钱的部门,而最出彩、最出人才的则是秘书处、营务处、厘金局这些核心部门。李鸿章就曾任他的秘书处首席幕僚,撰写了很多份高质量的奏折。

除此之外,曾国藩还在幕府中设置了很多近代化的军政机构。曾、左、李当时已经认识到“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所以他们要搞洋务,搞近代化。打下安庆后,曾国藩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——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的企业,后来又有金陵机器总局、江南制造总局、翻译处、留学事务处。这也是他的人才培养中心。
值得一提的是留学事务处,这是为了派幼童到美国留学而设。最初设立的时候只有英语一科,之后又开设了日语、法语、俄语班。很多外国人像英国人傅兰雅、美国人林乐知等,都曾在这里为曾国藩效力。
湘军中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——采编所。采编所是专门搜集太平天国的情报,从事潜伏活动的。湘军起初并没有这个机构。当时有一个叫张德坚的人,他先前是湖北巡抚衙门里的一个巡捕,他有一个很大的爱好就是搜集太平天国的情报。后来他还写了一本书,进献给清朝的封疆大吏,希望他们能重视这本书。但是所有的封疆大吏都不理采张德坚,甚至看不起他。因为张经常化装成太平天国的人,或化装成难民到太平天国的营寨中去进行实地的调查,搞情报。这时有人跟张德坚说,曾国藩有求贤之明,你去投奔他吧。曾国藩一见这个人,就立刻给他设置了单独机构——采编所,而且还给他配备了助手。今天我们看到的研究太平天国的重要资料《贼情汇纂》,就是这个机构工作的例证。
其他的还有忠义局。曾国藩最早设立的忠义局,是仿效胡林翼在湖北的做法。太平天国兴起后,整个社会秩序被打乱。当曾国藩看到太平天国所到之处,老百姓纷纷加入太平军,甚至丢掉性命也在所不惜,便意识到社会出了问题。
在曾国藩看来,这个根源就是社会没有了是非,没有一个界线,所以世风日下、黑白颠倒了。他设置忠义局,专门采访跟太平天国作战而死去的人,死去的事迹,以重视气节、扶持名教、维护风化为使命。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每到一处就要建一个“昭忠祠”。建立这么多的昭忠祠,不但是为了多安置一些人,重要的是让清廷奖赏那些在同太平天国的战争中阵亡的人,以形成一种风气,来扭转人心所向。
此外还有编书局。最初设在安庆,后来移到金陵。金陵书局的前身就是安庆编书局。《王船山遗书》和全本《几何原本》就是曾国藩主持刊刻的。金陵书局合刻的“二十三史”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版本。“二十三史”是一个大工程,所以曾国藩设置了很多这样的机构。如此多的机构势必需要大量的人才来填充,需要非常多的途径来海选。曾国藩大致从四个方面来遴选人才:
第一个途径是招募,第二个途径是推荐,第三个途径是猎取,第四个途径是投效。
曾国藩提出天下事所最难也最重要的事,莫过于招募人才,因此他每到一处发布的第一个告示,几乎都是求取人才的。办团练之始,发布《招某绅耆书》:
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,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。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,肝胆相照,那么,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,又有什么艰难不可以克服呢?
他做两江总督后,就发布告示,希望两江的有志之士来帮助他,跟他一起来扑灭太平天国的火种。北上镇压捻军之际,他发布告示说:
淮徐一路,自古多英杰之士,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,本人求贤若渴,如有救时之策、出众之技,均准来营自行呈明,量才录用,如有举荐贤才的人,除赏赐银钱外,酌量保奖。
在直隶任总督时,曾设立德、才、学三科求才:
凡孝友为宗族所信,睦姻为亲党所信的,为有德之科;凡出力担当难事,出财以成善举的,为有才之科;凡工于文字、诗赋,长于经解、策论的,是有学之科。要求各州县采访、保举,每一个县少的一二人,多的五六人,全没有举荐及举荐不实的,记过。举有德的,寄扁旌宅;举有才的,安排位置,给薪水,或帮办事务;举有学的,招徕入学,给膏火,或者直接使用。

他在开始办团练发布的一个告示中,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——“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”。
第二个方面的来源是推荐。互相推荐,以类相聚,是其吸引人才的一大特点。如在京城时,其好友吴廷栋推荐了方宗诚,方宗诚又推荐吴汝纶。曾国藩早前看过吴的文章,当时吴已是内阁中书,曾国藩劝他放弃京官,认为其在古文方面肯定会有大成就。吴于是留在幕府,只读书不做事,后来非常有成就,是曾门四子之一。他还办了桐城中学,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校史。李善兰、张文虎、容闳等都是经人推荐的。这样一拨一拨的人来推荐,相互吸引,这也是曾国藩在人才举荐中的独特之处。
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,就是赵烈文。赵是周腾虎推荐的,关于这件事,赵烈文与曾国藩密谈时讲得很清楚。
曾国藩老师来久谈,他说:胡林翼做事最有气魄,过去他很认真地规劝我,说我在军队中保举的官员不多,钱物开销也不大方,不足以鼓舞人才。我非常佩服他说的话,因此,后来做事一切都比以前宽松得多。
我说:老师本来只是自我严格要求罢了,对他人未尝不宽容。记得我当年在您身边的人中刚刚有点名气,仅仅因为周腾虎( 赵的四妹夫 )的一席话,您就派人带着白银二百两前来探访,这种举动不能说没有气魂。
老师说:这在我也是绝无仅有的事啊。因为周腾虎夸奖你,并且我也听到人们有关你的议论。这是不常有的事。
我对老师说:胡林翼做事轰轰烈烈,很有生气,自然是英雄面目,相比之下,老师您则是规矩准绳,不差毫厘,俨然一个大儒的气象,尽管您二人不可相提并论。就军事打仗来说,本来崇尚的是谋略。自夏商周三代以下,人们急功近利,追逐名望,希望一朝一夕取得成就。这与古代征伐的事情往往需要几代人,获得百年以上大的功勋有很大不同。因此,后来不得不用高爵厚禄,来寻求那些能征善战的人士,推究当局的一片苦心,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!今天的世道大乱,荆棘丛生,还期盼着您贬损自身的德行来救民于水火之中啊。
老师说:你说得对,只是苦于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啊!自从胡林翼、江忠源去世后,这些主持大事的人很少能够同心同德,衮衮诸公的所作所为,都是仅仅看到眼前的利益,没有长久之计,令人感叹。
第三个方面是猎取。曾国藩平日留意人才,发现别人评价非常好的人才,就一定要把这个人才给挖过来,甚至连八旗兵和绿营兵这样的高级官员也不放过。如朱孙诒原来是湘乡知县,办团练很有名,后来曾国藩出省作战,将朱挖过来,在营务处任提调。李宗羲原来是安徽知县,因为善于断案为曾国藩所赏识,将他调入。
第四个方面就是投效。投效的人都感到曾国藩是一个可以共大事的人,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人,因而主动投奔过来,很多下层的知识分子都选择了这条道路。前面提到的张德坚就是听说曾国藩可以共事,所以立刻投效而来。李元度也是如此。
李元度是湖南平江人,字次青,举人出身。少年时慷慨任侠,勤奋向学。曾任黔阳县教谕。道光末年,他随奉天学政张之万来到了清朝的“龙兴之地”沈阳。咸丰二年,各地开始办团练,曾国藩刚得到在籍办团练的旨令后,李元度便托名罗江布衣,上书曾国藩,大谈兵略战守。曾国藩展读后大加赞赏,立即要见这位上书人。可是,人海茫茫,“罗江布衣”究竟在哪儿呢?最后,曾国藩几经周折,终于找到了李元度,并称赞道:“非君之才,何以能写这样的文章!”召见时更知李元度博通文史,脑中有物,非寻常辈可比,遂“引与规划军事”。可是李元度还颇为犹豫。曾国藩多次去信李元度,请他“临危受命,同为东征之役”。
次年初,曾国藩在衡州加紧训练湘军水师,准备出兵东征之时,又复书李元度,恳邀来衡筹商一切:“即不能从我东下,亦聊可临歧相送,惠我至言,无任翘企。”起初,李元度对是否归附曾国藩犹豫不决,曾国藩深感“此必鄙人平日立身无似,无以取信于君子,故相弃如遗乎”?经曾国藩诚心相邀,李元度终于带所部兵勇火速赶到衡州,从此进入曾国藩幕府,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。
再如无锡人薛福成。同治四年,薛福成听说曾国藩在北上“剿捻”的途中张榜“招贤”,感到这是一个进言的机会,便赶写了一篇万言书,在曾国藩坐船行至宝应时呈了上去。曾国藩看过“故友”薛湘的儿子薛福成的上书,发现他见识不凡,便特邀他到自己手下做事。薛福成便加入曾国藩的幕府。
曾国藩为求取人才,用尽各种办法,同时又特别尊重人的个性。
郭昆焘当时是湖南知名大儒,一个诸葛亮式的智多星,很多封疆大吏都想把他网罗到自己这里来,但是郭昆焘这个人开价很高,一般的人他也不屈就。郭昆焘还有一个嗜好或者说是生活习惯,就是跟妻子的关系特别融洽,可以说是“形影不离,朝夕相伴”,一天也分不开。可是湘军每天都在打仗,不时被太平军打得东奔西跑。曾国藩既然认定要把这个湘中名儒网罗来,便用非常诙谐的语言写了一封信。信中说:公( 郭昆焘 )是麋鹿之性,不堪束缚,请屈尊暂时到我这个地方,奉商一切军政大事。后面曾国藩还加了关键的一句话,请你一定携仙眷,一定把你的夫人一起带过来。( 曾国藩明白,如果让郭昆焘离开妻子,他就不会在这里长久 )我这儿现在已经“扫榻以俟”,把床都给你安排好了,你快来吧。

见曾国藩如此盛情,很难推却,便到了曾国藩那里,当然这次他没有带夫人。曾国藩一想没带夫人,那是不想久留,所以给他写了一封信。信上说:
燕雁有待飞之候,鸳鸯无独宿之时。鸳鸯每天肯定是在一起生活的,朝夕相处,不能一个人独处。你还是回去吧。
郭昆焘收到信之后,便来到曾国藩这里做了兼职幕僚。曾国藩手下幕僚众多,但是很少有做兼职的。郭昆焘是个特例,当时既在湖南巡抚那里打工,又在曾国藩手下任职。
2.以天下为笼,雀无所逃
猎取人才只是一方面,更重要的还是鉴别人才。察其真伪,鉴别贤否。曾国藩经常说:“求人之道,须如白圭之治生,如鹰隼之击物,不得不休。”白圭是战国时人,弃政从商,是中国商业经营理论的鼻祖,司马迁称他为“天下言治生祖”,欣赏他对经商时机的把握和果断决策,“趁时若猛兽鸷鸟之发”这句话,就是赞扬白圭理财决策雷厉风行。白圭把经商的理论,概括为四个字:智、勇、仁、强。他说,经商发财致富,就要像伊尹、吕尚那样筹划谋略,像孙子、吴起那样用兵打仗,像商鞅推行法令那样果断。如果智能不能权变,勇不足以决断,仁不善于取舍,强不会守业,就无资格去谈论经商之术了。宋景德四年,真宗封其为“商圣”。曾国藩主张求才要像白圭经营生产一样,一旦看准,就要像鹰隼猎取食物一样迅速,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心。
曾国藩还提出,求才“又如蚨之有母,雉之有媒,以类相求,以气相引,庶几得一而可得其余”。蚨,即青蚨,是虫的一种小动物。据晋干宝《搜神记》等书记载:它产卵必须附着花草的叶子,大小像蚕蛾的卵。如果把它的卵取过来,母青蚨就一定会飞过来,不管离得多远。即便偷偷取走它的卵,母青蚨也一定知道藏卵的地方。用母青蚨的血涂在八十一文铜钱上,用子青蚨的血涂在另外八十一文铜钱上,每次去买东西,有时先用母钱,有时先用子钱,用掉的钱都会再飞回来,这样循环往复,钱就永远都用不完了。
“雉之有媒”,是说猎人驯养的家雉能招致野雉。曾国藩以青蚨子母相依不离,家雉能招致野雉,比喻在求才时须注重人才互相吸引,使之结伴而来,相踵而至,收得一而可及其余之效。
曾国藩善于总结,还虚心体察自己在用人上的缺失。当他发现自己不如胡林翼对人才更有吸引力时,立即给胡林翼写信,说:“台端如高山大泽,鱼龙宝藏荟萃其中,不觉令人生妒也。”又说:“庄子云:‘以天下为之笼,则雀无所逃。’阁下以一省为笼,又网罗邻封贤俊,尚有乏才之叹。鄙人仅以营盘为笼,则雀且远引高翔矣。”表示向胡林翼学习。
曾国藩招徕人才,也有的是在“重赏之下”。赵烈文就是其中之一。赵是江苏阳湖人,字惠甫,又字能静。出身于官宦家庭,其父赵仁基,官至湖北按察使。赵烈文少年时代三应乡试不中,于是绝意仕途,一心钻研学问,博览群书,留心时事。与同乡也即其四妹夫周腾虎及刘翰清讲求经世之学,以有才名闻乡里。咸丰五年底,曾国藩坐困南昌,周腾虎极力向曾推荐赵烈文。曾国藩立即下聘金百两,修书一封请赵。赵烈文欣然上路,十二月到了南康大营。六年正月,曾国藩命其参观驻扎樟树镇的湘军水陆各营。赵烈文说:“陆军营制甚懈,军气已老,恐不足恃。”曾国藩闻听后颇不高兴,赵也不便再深说下去,似乎感到曾国藩并非虚心纳谏之人,遂以母亲有病为理由,向曾国藩告假。过了几天,正当赵烈文将行之际,传来周凤山部湘军在樟树打败仗的消息,正赶上赵烈文辞行,曾国藩一定要他说出如何看出周军不可恃,赵只以不幸言中搪塞过去。
赵烈文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前途未卜的曾国藩,遂于正月离营。曾国藩只好嘱咐他家中无事,望早来相会。咸丰十年,太平军席卷苏、常,赵烈文无处安身,全家逃往上海。此时的曾国藩已任两江总督,授钦差大臣,实权在握了。第二年七月,赵烈文因受好友金安清之托,为求曾国藩就盐政之事上一奏折,来到东流大营,随即留在幕中。在此前后,籍隶常州的周腾虎、刘翰清、方骏谟、华衡芳、徐寿五人也赴安庆大营委用。
曾国藩在《人过闻见日记》中把人才分为三类。一个是“闻可”,多是指在曾国藩这里任职的人推荐或称赞的人,包括他人写信告诉者、面交条子所开、当面所称等。大多记载这个人才是什么样子,可以胜任哪一类工作。还有一种是“见可”,就是不但听人讲过,还经过他的面试和考察,认为这个人是可以用的。第三是“闻否”,就是听别人说这个人不能用,然后把他打入另册。对别人表扬的人才,曾国藩要经过自己的面试、考察,甚至经过一段时间试用,之后才确定是否正式任用此人。
曾国藩特别重视人才的特点、特长、喜好等。如记多隆阿为“善将,不喜儒士”,记彭玉麟“精于水师,无他嗜好”,记骆秉章“大才,能用人”,记冯子材“与士卒同甘苦”,记华蘅芳“能造火轮船”,记冯桂芬“博雅有守”,记陈国瑞“善战”等。有人作过统计,曾国藩日记中的人名有3300多人。
而打入另册的名目也是各种各样,比如说这个人“庸而无用”,平庸无用,曾国藩就会把这个人放到“闻否”一栏。这就意味着即使将来这个人来到自己麾下也不能任用。其他“贪而无耻”、“刻薄害民”、“好嫖、贪残巧诈”都是要上黑名单的。
当然不光有黑名单,还有红名单,如果听到别人表彰了这个人,曾国藩经过一番面试、考察,确定这个人是一个好人才,这个被称为“见可”。此类标记的人后来一般都是鼎鼎有名的人物。
曾国藩晚年的时候给恭亲王写信,以及私下跟赵烈文谈话的时候说,将来真正侵害中国的不是其他的国家,一个是俄罗斯,一个是日本。但是赵烈文不同意这个看法,他说日本人恐怕就是一个强盗的伎俩,像明朝的倭寇之患。信中,曾国藩还推荐说,朝廷将来可以担当统帅平定外国对我们中国侵略的,第一人就是多隆阿。

曾国藩在私人日记里,记载多隆阿有六个字,如果比较《清史稿》的多隆阿传,可以说是相当准确而又概括。说他“善将”,是一个好统帅,一丝不苟,而且既不贪,又不怕死。但是它后面有四个字:“不喜儒士”,不喜欢和这些有知识的人打交道。
多隆阿和鲍超是湘军两员虎将,当时以“多、鲍”并称。胡林翼对两人都很爱护,不过后来胡林翼作了一个决定,让鲍超归多隆阿来管。对此曾国藩有不同意见,他与胡林翼讨论来讨论去,胡林翼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。胡林翼去世后,曾国藩对多隆阿有些看法,多隆阿也有觉察,但他本性就是这样:不愿意和知识分子、这些知识型的官员打交道。后来在西北战场,多隆阿很早就死去了。
还有冯子材,曾国藩评价他最大的优点是“与士卒同甘苦”。他记下来每个人才的优点和缺点,不是很平淡的流水账一样的记述,因为这样的记载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。比如评价冯桂芬这个人,非常有才,“博雅有守”。有守就是操守很好,博雅是说这个人知识非常广博。
在网罗人才方面,曾国藩提出撒天下的大网,他还引用庄子的一句话,“以天下为笼,雀无可逃”。就是要把天下作为自己网络人才的范围,不要局限于自己两江总督管辖范围这样一个人才圈,一个营盘。曾国藩还提出“楚材晋用”,就是说,有的地方的人才可能在那个地方很不适合,但是到这个地方又非常适合。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:这就像商人无利不起早一样,就要像白圭做生意一样,像凶猛的雄鹰捕捉猎物那样,不达目的不罢休。因此一旦这个人才进入曾国藩的视线当中,又是经过闻可、见可,那他一定把这个人招来。
曾国藩网罗人才的精髓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,就是“以类相求,以气相引”。俗话说“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”,同类的人更容易进入彼此的“气场”,所以曾国藩找科技界的人才容闳时就说过,一定不能让武官同他谈话,因而他找数学家李善兰写信,这样更容易获得容闳的信任。
还有“以气相引”,气就要靠道德操守的修为。怎么找到道德修养好的人,这就叫“以气相求”,两者相互影响。
早年的时候,曾国藩的场子并不是很大,因为他一直没有封疆大吏的权力,因此也不能提拔人。所以每次向清朝奏请的时候,说提拔这个人、提拔那个人,清朝只是给名义上的一种提拔。这样,最初湘军开始创立时,招人成了一个大问题。
此时,曾国藩首先想到了老同学郭嵩焘、刘蓉。三人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时候结成了密友,成为一生的铁三角。郭嵩焘是诸葛亮式的人物,摇羽毛扇,出谋划策是其所长。刘蓉更被曾国藩称为“卧龙”。在道光、咸丰年间,湖南士子中还有“三亮”,即三个诸葛亮的说法,即老亮罗泽南、今亮左宗棠、小亮就是刘蓉。曾国藩开始组建湘军班底的时候,没有多少人愿意跟随他,因为打仗这种事情是掉脑袋的。这时候,他把刘蓉和郭嵩焘拉了进来。

刘蓉是湘乡人,字孟容,号霞轩,少年自负,不肯随时俯仰,年三十余还未中秀才。县令朱孙诒惊叹其才,秘密让他的父亲督促就试,赴县试,举为首名,始补生员。道光十四年,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,相语大悦。随即与郭嵩焘、刘蓉三人拜帖称兄道弟,以后曾国藩又多次拜访这位乡贤,十分友善。道光十九年,刘蓉闲居在家,曾国藩从京会试归里时,曾专程到乐善里去看望他,勉励他攻读史书,勤奋写作。曾国藩作《怀刘蓉》诗,诗中云:
日日怀刘子( 指刘蓉 ),
时时忆郭生( 指郭嵩焘 ),
我思意何属,四海一刘蓉,
他日余能访,千山捉卧龙。
怀念之情,跃然纸上。现在,曾国藩组建湘军,最缺的是人才,便用软磨硬泡的办法,又拿出他一贯的诙谐对刘蓉说:“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,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,但愿朝挹容晖,暮亲臭味,吾心自适,吾魂自安。筠仙( 郭嵩焘 )深藏樟木洞,亦当强之一行。天下纷纷,鸟乱于上,鱼乱于下,而筠独得容其晏然乎?”当时刘蓉已在湘乡与罗泽南等人练湘勇,并很有成效,只有郭嵩焘冷眼旁观,因而曾国藩说不能让郭一个人置身事外。刘蓉随即来到曾国藩这里,郭嵩焘也随后来到。昔日布衣之交的三兄弟,今日又走到一起,曾国藩十分兴奋。郭、刘两人与曾国藩相约——服劳不辞,只是有三点要求:
不任仕宦,
不专任事,
不求保举。
这“三不主义”被打破,乃是后来之事,曾国藩当时只好答应,并请郭、刘出谋划策。他还对管理银钱的人说:“郭、刘二君,是吾兄弟,不与众同。薪水惟所支用,不限数也。”郭嵩焘亲自到益阳、宁乡等地游说,募得十多万两银子,成为曾国藩办团练的第一桶金,可是,郭、刘两人在曾国藩大营数年,却没支一钱,这使曾国藩深感不安。

在挽留刘蓉时,最可见曾国藩的用心。刘蓉因回家葬母,不愿回来。曾国藩用尽办法挽留他,并说只有郭嵩焘来了才放他走。咸丰五年三月,郭嵩焘从湖南来到南昌大营,刘蓉请曾国藩兑现他的承诺,当天就要走。曾国藩实在找不出理由,提出以诗相留。刘蓉提出一个标准,说诗作得好就不走了,而佳诗的标准竟是“使我读之即笑”方可。曾国藩“亟意做诡趣语”,写成长诗一首,名叫《会合诗一首赠刘孟容》。其中最后一段是:
困穷念本根,风雨思君子。
艰难复相逢,得非天所祉。
回首二十?年前,志亢声亦侈。
忧患阅千变,返听观无始。
老夫苦多须,须多老可鄙。
二子苦无髭( zī),无髭亦可耻。
自乏谐俗韵,不关年与齿。
贞松无春竞,岁晏行可俟。
作诗志会合,亦用砭窳( yǔ)呰( zǐ)。
刘蓉“读之不觉失笑”,因此只好继续留下来。自此刘蓉随幕其中,下笔如流,曾国藩很是依赖。曾国藩困顿南昌时,罗泽南上书先攻武昌,刘蓉率左军,收复崇阳、通城。曾国藩因此上奏朝廷,想举荐刘蓉,但因有“不求保举”之话在先,曾先将奏疏让刘看,并说:“此亦古人之常”。刘蓉却说:“萧朱、王贡以转相之汲引为贤,盖汉人袭战国余习,非相交以道也。士各有志,何以强为?”曾国藩不得已作罢。郭、刘两人出来做官,是几年后的事。
曾国藩求贤若渴,因求取人才也有受骗的例子。他平时特别强调,人有没有条理,能不能打动人。

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署时,有一个人来投效,说他愿意在曾手下工作,希望给他安排一个差事。曾国藩说,那你讲一讲用人方面最大的弊端是什么。
这个人跟曾国藩说,用人方面最大的弊端就是应该避免欺弊,被别人欺骗。曾国藩说有道理,鼓励他说下去。这个人于是跟他讲了“四种欺”:
第一种是像曾国藩您老夫子这样至诚盛德的人,即使想欺骗你,别人也不忍心。这就是不忍欺。
还有第二种人,像左宗棠那样刚正严厉的人,别人即便想欺骗,也不敢欺。这就是不敢欺。
还有第三种人,有的封疆大吏位置很高,别人不欺骗他,但他还怀疑别人欺骗他。
最后一种人是第四种,自己被别人欺骗了,还感觉不到自己被别人欺骗。
曾国藩很感兴趣,说讲到这四种欺很有意思,这样吧,你能不能明天开始到我手下各个大营去看一看,看看我手下这些人当中哪些人真正是人才。
这个人领命而去,过了几天回来了。曾国藩问:你发现我们这里有人才吗?他回答说,你这里人才非常多,但是有两个人真正是人才。曾国藩问:哪两个人是你所说的人才?他说:有一个人叫涂宗瀛,还有一个叫郭柏荫,这两个人是人才。
这两人在曾国藩自己的人才名册中也是被列为提拔的人,一听到这里,曾国藩感觉此人真是了不得,有鉴识人才的本领,便想提拔他。只是一时没有更合适的位置,所以就先安排他在制造局当差。但是没想到过了几天,这个人带着两千两银子跑掉了。手下的人听说后,向大帅建议赶快追,曾国藩说不要追了。大家觉得曾国藩这次被别人欺骗了,曾国藩自己捋捋胡须,一再说“好一个不忍欺,不忍欺”。他这样说,别人都笑了。
曾国藩总结说:人才凭借求才者的智识而生,也由用才者的分量而出。用人如同用马,得到了千里马而不认识,认识了又不能很好地驾驭使用,那样的话,用人者反倒乐得骑乘驯服、稳当的劣马,反过来指斥千里马的高大、俊伟。
胡林翼说,人才随取才者之分量而生,亦视用才者之轻重而至。
曾国藩做两江总督后,管辖江苏、江西、安徽三个省,朝廷所有的大政方针都要咨询他,场面非常大。曾国藩提拔的人才更多了,主要人才大多是在这个时期提拔起来的。
曾国藩提拔人才主要有四个特点:
一个是数量大。曾国藩的人才非常多,封疆大吏这个职位的就有几十位,有名有姓、有成就的有几百人。
二是专业性强。曾国藩手下的人才都有专业技能,在各个方面都有专业特长。而有的从士兵,或者农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。
三是求才的心意非常诚。以诚来求才,待之以礼,求人心境有恒,不达目的不罢休。
四是范围非常广。他主张用人五湖四海,不论资格,打破常规。
窃谓居高位者,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。知人诚不易学,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。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,均可徐徐开悟,以冀和衷;不晓事则挟私固谬,秉公亦谬;小人固谬,君子亦谬;乡原固谬,狂狷亦谬。重以不知人,则终古相背而驰,决非和协之道。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,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,无一成不变之小人。今日能知人能晓事,则为君子;明日不知人不晓事,即为小人。
3.相人口诀
曾国藩平时留心观察人,并提出著名的“五到”。其中“眼到”特别强调“着意看人”,“手到”提出“于人之优劣,事之轻重,随手笔记,以备遗忘”。
可见曾国藩注意平时与人接触时“相人”,在日常军政生涯中积累了很多经验,有关传闻甚多,并称有《冰鉴》之类。最可信的是,他在同治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日记中写道:因忆昔年求观人之法,作一口诀。这个口诀就是识人口诀,也可以说是曾国藩对相人术的总结,其中有的内容显然超出传统相人术的范围,而融入一些新的考察、观察人的方法。中国从唐代时,选拔人才以“身、言、书、判”为标准。“身”,就是人要长得标致,身方端正是最好面相。我们通常说,这个人是国字脸,就能成大器。比如两肩不平,一高一低,就不能担艰巨。他的日记是这样记载的:
邪正看眼鼻,真假看嘴唇。
功名看气概,富贵看精神。
主意看指爪,风波看脚筋。
若要看条理,全在语言中。
第一句是“邪正看眼鼻”。忠、奸是中国人看人当中最主要的两个方面,如果连好人和坏人都不能识别,那何谈用人。所以曾国藩把识人口诀中的第一句话定为“邪正看眼鼻”,如果鼻子和眼睛不正,即俗话讲的眼斜鼻歪,在曾国藩看来这个人肯定心术不正。正如看京戏的时候,脸谱一出来就知道这个人是奸臣还是忠臣。相术上讲,七尺之躯不如一尺之头,一尺之头不如一寸之睛。所以看一个人,除整体外,第一就要看鼻和眼是不是长得正。这也是看人最基本的方面。
《人伦大统赋》说,“欲察神奇,先睹目睛”。眼睛掌贤愚、贵贱、巧拙、勇怯、邪正之宫。孟子说:“胸中正则眸子眊矣。”眼睛以长、深为贵,其次是尾部稍微翘起,再次是藏神。因此有“两眼藏神,富贵高名,鱼尾插额,位至相国”。而三角眼通常为人狡诈。再如,瞳仁要如点漆,黑白分明。象眼属于思考理智型,黄眼仁属于长寿型,突目属于性格暴躁,浑浊属于早逝型等。从眼睛观察人的类型,曾国藩记载的例证最多,如“平视无顾”为最佳,“游目为贼眼”,于他人不利,而“痴视伤己”。
鼻子居五岳之中岳,相书上讲鼻子是审判官,位居中央,高高耸立,号称天柱山,上接天庭,下接水沟( 人中 )。“鼻以准头为主”,两边为“金甲”。
第二句话是“真假看嘴唇”。口为出纳官,不嫌大。口德、口贼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极。口以方、广、厚为贵。又有“开欲大而合欲小”。嘴唇:两唇相副好文章,如果上唇盖不住下唇,男必多诈,女必克夫。口像鸟嘴最难交,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成功后决计和他分手,就是看出他长颈鸟嘴,不可共享安乐。史书上记载,汉代老妇人许负,就是凭周亚夫的口,相出他必将饿死的:相法说,有横纹深入口内,必然饿死。
第三句是“功名看气概”。一个人有没有功名,曾国藩说要看人的气概。有的人就是一出场把所有的人都带动起来,像谈恋爱的时候也有一见钟情,被对方的一种气质所慑服,有一种追随的感觉。咸丰四年初,贵州黎平知府胡林翼因湖广总督吴文镕奏调,率三百人进入通城途次,得悉吴已战死黄州。曾国藩当时尚不知吴已死,写信称其来,“为甄师( 吴文镕 )喜,为两湖喜。又接庐州失陷,岷樵( 江忠源 )殉难之信,为天下忧,为吾党忧”。随即向清廷上密疏,称赞“胡某才胜臣十倍,可大用”。胡遂成为曾的部下。但后来胡最早得到封疆之任,“谨事文正,交欢文恭( 官文 ),推美让功”,“中兴之烈基于此乎!”胡去世后,曾国藩私下与心腹幕僚赵烈文谈话时还说:胡林翼是英雄一类人物。而咸丰十年五月胡林翼给曾国藩写信说,少荃如论骨法必大阔,才力又宏远,择福将而使之,亦大勋之助也。曾、胡两个人给李相面,都说李鸿章是属大富大贵之相,是一个福将。
第四句是“富贵看精神”。这里的“精神”是精气神的意思。一个人能不能长享富贵,曾国藩说有的人才即便你着意培养,但因为他不能长享富贵,可能到头来,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他在私下跟赵烈文谈话时非常惋惜地说,胡林翼是湘军第一苦命人。薛福成也相出胡林翼是苦瓜脸,虽有非凡的英雄气概,却是一种苦相,即精气神不足,所以不能够长久。我们通常讲人活一口气,寿命长的气长,寿命短的气短。这个气就是精气神。而精是有形的东西,气和神是属于无形的东西,但气和神这种无形的东西都要靠精来支撑,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,都是如此。精又由肾而出,所以一个人肾衰竭了,人的精没有了,气和神随之而散。康熙晚年有一句名言,他说自己为大清帝国殚精竭虑,“心为天下耗其血,神为天下散其形”,是最好的一种表述。所以曾国藩说富贵看精神。
第五句话叫“主意看指爪”。人有没有主意,他说主要看指爪。实际是相手。古书有四肢象四时,五体象五行的说法。手以厚、软为贵。手指纤长,其人聪颖,有主意,短而粗者愚鲁。曾国藩说,“手心、手掌心当中纹络清晰而浅者,心定”。这个心定就是主意定,临事不慌乱。“手掌纹络浅而乱者,人心乱、心浮”。

第六句是“风波看脚筋”。足是千里马,我们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。相书讲,足者,上载一身,下运百体。足代表良马,代表地。足以平、厚、正、长为贵。清朝时每有大的战争发生,要选好马匹,大多会从蒙古、西北这两个地方选。鉴别马匹好和坏的一个标准就是在一个特定时间中,先到达这个地方的就是好马,而没有到达的这些就被淘汰。人衰老的时候也是从足开始,所以他说“风波看脚筋”。有的人就是无风无浪、无灾无难到三公,位置升得很高;而有的人则是一生坎坎坷坷,才最终有成就。这就属于有风波的那种人。
最后两句是“若要看条理,全在语言中”。这两句不是相人,而是观察人。曾国藩特别重视有条理,并把它作为用人最重要的四个方面之一。他说有无条理,通过语言能够看出来。而语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:一是书面语言,包括各种汇报、报告等。在每个人的一生中,可能最离不开的就是我们的文字。文字有很多是属于报告之类,报告有没有条理就显得非常重要。曾国藩这里的语言主要是指口头语言,他经常讲,古人说的听言非常适用,即两个人谈话,能不能切中要害,条理清晰,把对方抓住,就能显示出有没有条理。
近代有一个很好的例证。张学良因为西安事变,被蒋介石囚禁,到了蒋经国时期,仍然没有获得完全自由。当时参与西安事变的主要人物太多去世,只有他能够说出真相,但他多年来一直对此保持沉默。所有的来访者都被拒之门外,但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做到了。他用一句话就让张学良说出藏在心灵深处的秘密:
如果没有西安事变,你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,甚至连你的父亲都不如,你的父亲是东北王,他不向日本人屈服。你虽因西安事变坐了三十年的牢,但却改变了中国,你所做的付出,值得!
这句话让张学良当即答应唐德刚的采访。后来张学良所有的回忆录都保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,这应该归功于唐德刚。一个人说话是否有条理,是否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打动对方,是曾国藩相人的秘籍之一。
《曾氏湘乡文献》还保留了曾国藩相人的具体记载,比如说看一个人的面,曾国藩会说什么样的脸是颟顸型。人们常说不能与颟顸的人交往,因为这类人讲不清道理。曾国藩结也有“八交九不交”之说,说这种人避之唯恐不及。颟顸之人的面相是“面快然而大,无清气者”,即脸盘非常大又没有清气。
面:
面快然而大无清气者,谓之颟顸,颧骨森耸,地角方阔者,主有岁权;色黄黑而润泽者吉,哑白而枯涩者凶。
口:
口唇太薄而颤动者靠不住,口角方者贵。
说话闪烁游移者靠不住,言伤易者后难渡,言伤烦者做事必浮。
头:
头如山者贵重,偏颇好动者败。
身:
腰长过人者贵,三段停匀者贵寿。头,头一段;肩至丹田一段,以下为一段。
目:
暸则胸中正,眊则胃中不正。
黑珠黄者有胆,淡黄深黄数道分明者:胆大而多智。
视上者傲,视下者骄。
忧倾则奸( 侧头视也 ),神定而目如流星闪电者大贵,神荡而目动言肆者可恶。
鼻:
梁正者心正,歪者心不正。
准隆而圆美如珠者贵,准削而歪者人心不正,伏犀贯顶者贵( 若比他人迥长者尤贵 ),中如蜂腰细断者贱。
手:
指甲坚者心计定,指长者聪明,掌纹细而浅者秀,多者心杂,粗而深者定,少者心专。
足:
行路稳重者贵,轻佻者贱。
“言伤易者”指说话大言不惭。“后难渡”指把什么事情都看得非常简单,天大的事情在他那里都是小事一桩。这样的人做事靠不住。曾国藩经常讲,这种好大言而胸无实际的人最易坏事。
“言伤烦者,做事必浮”,指的是不喜欢别人说话絮絮叨叨,大多时候伤烦。烦是烦恼的烦,就是没有耐心。曾国藩在用人中有一条,“不胜繁巨者,不能重用”。就是不踏实,不能事无巨细,做不到“五到”。
他关于“头”的说法,“头如山者贵重”,“偏颇好动者败”。他讲人的身体,“腰长过人者”是大贵,尤其是“三段停匀者贵寿”。所谓三段,头是一段,头下至丹田是一段,丹田以下是一段。这三段非常匀称的人,是大富大贵之相。
其实,曾国藩这些自己总结出来的相人方法,有的来源于中国儒家经典。《孟子》中载:眸子,人眼睛的瞳孔。胸中正的人,眸子明亮。曾国藩说“黑珠黄者有胆”,就是有胆量;“淡黄深黄数道分明者,胆大而多智慧”。司马迁《史记》描写汉高祖为“龙准龙颜”。“龙准龙颜”就是他的鼻头特别大,像龙一样的面目。
曾国藩特别讲行路的姿势,“行路稳重者贵,轻佻者贱”。所以,他在通信中多次教育他的儿子曾纪泽,走路一定要稳重。所谓人站要有站相,坐要有坐相,除了讲求姿势外,还蕴涵了很多古人养生方面的道理。
4.独特的面试人才法
以上那些都是用来鉴识人才各个方面的相人方法。史书上有很多有关曾国藩相人的记载,包括正史,都说曾国藩有一套独特的秘法。
曾国藩相人最典型的例子是江忠源。据《曾国藩年谱》记载:
道光二十四年八月,新宁江忠源以公车举人留在京师,因郭嵩焘求见曾国藩。江素以任侠自喜,不事绳检。曾国藩与语市井琐事,酣笑移时。江出,曾目送之,回顾郭嵩焘曰:“京师求如此人才不可得。”既而曰:“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,然当以节义死。”时承平日久,闻者或骇之。江自是遂师事曾。
而在朱孔彰所著的《中兴将帅别传》中,所记这件事的时间更早,引荐人也变成刘长佑,内容则完全相同。
江忠源早年吃喝嫖赌无所不好,曾国藩当时以理学家自居,对这样的人往往是避而远之。当郭嵩焘把江忠源引荐过来,曾国藩一听是江某人来了,悄声告诉门房说:“这个人做事不符礼法,你想个办法把他打发了”。门房是个老实人,实话实说,江忠源急了,大声说了一句话:“那些事是有的,难道天下还有拒绝人改过的大臣吗?”
这句话很有分量,意思是说,坊间流传我过去那些荒唐事情都是有的,但是曾大人能够拒绝别人改过吗?曾国藩一听这句话,倒屣走出去,把江忠源迎到房榻内室,两个人畅谈一时。等到江忠源走的时候,曾国藩回过头来跟郭嵩焘说:“此人一定会立大功名,但最后会死在沙场上”。郭嵩焘感到非常不理解,因为现在天下太平,他是一个举人,即使将来出来做官,也是文职官员,怎么能够死在战场上呢?不相信。后来江忠源果真死在了战场上。《中兴将帅名录》还记载:曾国藩把自己练兵的计划告诉江忠源,并表示由他来带。江忠源是湖南人中第一个以书生带兵的人,因此也是第一个死在战场上的高官——巡抚。
还有一个典型的事例。李鸿章建立自己的班底,即建立淮军时,对四梁八柱核心团队中谁能够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,有些拿不准。当时在安庆,他请老师曾国藩帮他把关。曾国藩说:“那好吧,第二天早上,让他们到我办公室外面等候。”于是,李鸿章带了手下张树声、吴长庆、潘鼎新和刘铭传四员大将,让曾国藩给相相,谁将来最有出息。
当时安庆这一带还是很冷的天气,尤其是早上。四位大将一早就来到曾国藩的大帅府,一等就是两个时辰,饥肠辘辘不说,外面瑟瑟的西北风吹得几个人受不了,曾国藩以“耐字决”来考验他们。又过了一个时辰,这时,其中有一个麻脸的年轻人实在耐不住了,说了两句话:
烽火期间如此静候,岂不延误军机?对部下如此怠慢,岂不令人寒心?周公一饭三吐哺,以待天下贤能,而大帅的架子也太大了!见不见应该早一点告诉我们。
这时,曾国藩从室内走出来,对四位说:“好吧,今天不见了。”四个人都莫名其妙,面面相觑,而那个麻脸气得拳头攥得紧紧的,口中不停。过了一会儿,李鸿章来到曾国藩这里,说:“老师,我托付您的事情,不知有没有给我办。”曾国藩对李鸿章说:“少荃啊,这几位都不错。其中,器瞩非常、声音洪亮的那个麻脸汉子,就是你将来要找的接班人。”李鸿章说:“这个人就是在大潜山上喊出大丈夫应生有爵、死有谥,人称刘六麻子的刘铭传。”曾国藩说:“四人在外面等待时,其他人都屏息肃立,改容以待,只有那个麻皮不一样。他出言不逊,见我走过,昂然而立,眉宇间有不平之色。此人额广面长,钟声铁面,有雄侠威武之气,胆量和才气在诸人之上。好生栽培吧!”
刘铭传果然成为李鸿章的第一员大将,特别是在平定捻军时,立下汗马功劳,封一等男爵,后来成为台湾第一任巡抚。连战先生的祖父连横著有《台湾通史》,他说台湾历史上真正可以称得上永垂不朽的人中,刘铭传是第一人。
后来,曾国藩北上镇压捻军时,请李鸿章的淮军来支持他,还特别奏调淮军大将刘铭传。刘铭传这个人血气方刚,火气非常大,曾国藩想用合适的方式规劝他。刘铭传的诗集《大潜山房诗钞》完成时,请曾国藩作序。曾国藩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机会,于是在序中说,你这个人用兵和写诗一样,都是属于不同凡响,但是你有一点做得不够完美,就是向来藐视敌人之意太多,也就是说没有经过太多的风浪,心中往往有一种骄矜之气。曾国藩嘱咐他应养成“豪侠而具敛退之气”,即发扬豪侠之气,同时要内敛功夫,遇事冷静沉着,少些锋芒,多点避让,人就完美了。
曾国藩还送给他一个礼物,是用动物羽毛雕的一把扇子。曾国藩在扇面上题了一首诗。这首诗的大概意思是,要刘铭传向他的前辈舒城( 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 )人周瑜学习。周瑜是孙吴的名将,“羽扇纶巾,谈笑间,樯橹灰飞烟灭”,曾国藩希望刘铭传把骄矜之气压一压,要养成一种大将风度。
类似记载非常多,虽有夸张、神化成分,但曾国藩确实在识人方面有独特的本事。《见闻琐录》“曾文正知人”条记载了这样一件事:
曾国藩善知人,预卜终身。任两江总督时,陈兰彬、刘锡鸿颇富文藻,下笔千言,善谈天下事,并负重名。有人推荐到幕府,接见后,曾国藩对人说:“刘生满脸不平之气,恐不保令终。陈生沉实一些,官可至三四品,但不会有大作为。”不久,刘锡鸿作为副使,随郭嵩焘出使西洋,两人意见不合,常常闹出笑话。刘写信给清政府,说郭嵩焘带妾出国,与外国人往来密切,“辱国实甚”。郭嵩焘也写信说,刘偷了外国人的手表。当时主政的是李鸿章,自然倾向于同为曾门的郭嵩焘,将刘撤回,以后不再设副使。刘为此十分怨恨,上疏列举李鸿章有十可杀大罪。当时清廷倚重李鸿章办外交,上疏留中不发。刘气愤难平,常常出语不驯,同乡皆敬而远之,设席请客,无一人赴宴,不久忧郁而卒。陈兰彬于同治八年( 1869 )经人推荐,进入曾国藩幕府,并出使各国。其为人不肯随俗浮沉,但志端而气不勇,终无大见树。
作者说,观曾国藩预决二人,真如天算一般。然其衡鉴之精,尚不止此。在军命将,说某可为营官;某人可为大帅,某人福薄,当以死难著名;某人福寿,当以功名终。皆一一验证。
曾国藩的幕僚方宗诚在《柏堂师友言行录》卷三记载:
王子怀曾言曾公真有知人之识,咸丰初年,予上振兴人才疏,公见之,即再三称赏,但劝予不要保举徐仲升( 徐广缙 )制军、周敬修( 周天爵 )侍郎办兵事,说仲绅前办夷事甚得体,然实无才,留广东使夷人有所敬畏可以,若办兵事,底蕴尽露,岂不可惜!敬修之才,但能办土匪,不能办贼,其后果如其言。
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在《庸庵笔记》有“谈相”一文,记载道:
世俗颇传曾文正精相术,于文武员弁来谒者,必审视其福量之厚薄,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。余谓文正于相术不必精,然接见一人,每于其才之高下,德之浅深,福之厚薄,往往决之而终身不爽,以是负知人之鉴。
这句话颇为客观。而薛福成也有一些相人的本领,包括为曾国藩以及当时几乎所有湘军高层都有相:
曾文正公器宇凝重,面如满月,须髯甚伟,殆韩子所云“如高山深林巨谷,龙虎变化不测者。”余所觏当代巨公,无其匹也。知府张澧翰善相人,有癞龙之目,谓公端坐注视,张爪刮须,似癞龙也;惟眉发稍低,故生平劳苦多而逸豫少。
威毅伯沅甫( 曾国荃 )尚书,体貌颇似文正,而修硕稍逊焉。
合肥傅相肃毅伯李公( 李鸿章 ),长身鹤立,瞻瞩高远,识敏辞爽,胸无城府,人谓其似仙鹤之相。
胡文忠公( 胡林翼 ),精神四溢,威棱慑人,目光闪闪,如岩下电,而面微似皋陶之削瓜。骆文忠公( 骆秉章 ),如乡里老儒,粥粥无能,而外朴内明,能辨贤否。左文襄公( 左宗棠 ),貌亦如老儒,而倜傥好奇,议论风生,适若与骆公相反。
罗忠节公( 罗泽南 ),貌素不扬,目又短视,不善驰马,衡阳彭雪琴尚书( 彭玉麟 ),恂恂儒者,和气蔼然可亲;道州杨厚庵尚书( 杨载福 ),意思深长,貌亦儒雅。鲍武襄公( 鲍超 ),躯干不逾中人,文弱如不胜衣:四公之貌,皆与其行事不同,殆非世俗所能揣测也。
5.询事考言——识人口诀运用
曾国藩在考察一个人时,主要是从两个方面来考察,即遵循古人的成法:一个是询事,一个是考言。询事是指对事情的看法,有没有独特的见解;考言则指说的话是否符合情理。这些在他的日记中有很多记载。
曾国藩考察一个人,大体要考察十二个方面,以此了解一个人的背景,包括出身、家庭情况,在哪里参过战,在哪里做过官,现在任什么职务等。
曾国藩在第二次出山后,尤其是任两江总督后,几乎每天都接见下属,包括最基层的文武官员。每次都把他的观察记下来,以备以后验证。因此他的日记中留下这方面的记载非常多。
咸丰八年九月十五日谈话记录:
何本高,湘阴归义人,兄弟六人,行三。咸丰三年入营。朴实。
陈青云,湘乡五都萧家冲人,兄弟四人,居三。眼圆而动,不甚可靠。语次作呕,眼似邹圣堂。
刘光明,湘潭石潭人,年二十七,父四十六,母殁,有二弟。明白安详。
再如:
丁长胜,前充二旗左哨,本年二月假归。三十五都人。四年,招副五哨入王营。身文而笨,讷于言辞;目不妄动,为可靠。
周惠堂:颧骨好,方口好。面有昏浊气,色浮,不甚可靠。
钟辅朝:目清而不定,明白,滑。
吴兰蕙:面偏神动,目有精光,跳皮。
王春发:口方鼻正,眼有精光,色丰美,有些出息。
唐顺利:目小,有精光,眉粗,笨人。
龚隆贵,二都人。四年二月初十日围在岳州,城破后十五日逃出。在城内杀穿左右颊。十一月复入王营。据称,在湖南与朱洪英战最狠,七年十一月与石达开战最狠。身长视下,有壮气,好说话。父母年六十二三。三年入钟开诚营。
李绳武,湘乡城内人,种田为业。三年入王营。旋至衡州入罗山营,同剿岳州、武汉、田家镇、弋阳、广信,均在事。年四十二岁。充二旗哨长。无英气。无父母,有弟,有二女。尚老成。
他说丁长胜“身文而笨,讷于言辞”,后面又说“目不妄动,为可靠”。就是眼睛坚定,不是转来转去、很机灵、揣摩对方的样子。曾国藩用人最主要的是用质朴的人,即诚实的人。龚隆贵这个人“身长( 身材高大 )视下( 眼睛向下 ),有壮气,好说话”。李绳武这个人,他的鉴定是没有英气,但是老成。
曾国藩品鉴人才有两个特点:重视品格和性格方面的观察,这类记载最多。
文兼武,十二都人,三十岁,其兄亦在王营,拙、直,长工之才。
陈品南,老三营湘旗旗长。挺拔,有静气。二十九岁。铜钱湾住。副将衔。
喻科癸,平江亲兵百长。年二十四岁,满面堆笑,可爱。矮而精明,略似陈安南。
他说文兼武这个人拙、直,后面写上是“长工之才”,适于做长工;评价陈品南“挺拔,有静气”;说喻科癸“满面堆笑,可爱。矮而精明”。
关于品格的观察:
贺国秀,五都人,兄弟六人,行二,有一兄一弟在营。四年三月廿五入王营。静而明白。壮勇百长。作田营生。
王胜友,六都人。初入罗信南营,后入萧营。据称,小枪食药一两零,父母俱在。乡间蛮人。
成立福,湘潭七都人。父八十,母七十。兄弟七人,二早死,四人在营当勇。年三十七岁。四年,在羊楼峒入营。打义宁后,告假一次。七年六月充前营哨长。初由抬枪班当散勇。朴实壮健,目光渐散。
萧赏谦,平江长寿司。苏官渡入营,贵溪升什长,衢州升哨长。父母皆存,蓝翎把总。兄一,读书,弟一,耕田。耕作为业。武人而有儒雅气,身段稳称,鼻正眉疏,似有用之才。中哨哨长。
二是考察一个人是否可靠,能够做哪个方面的事情。如他说李楚盛这个人“目有精光数道,种田为业”,后面四个字“朴实可用”。评价李祖祥时说“目定”,不是游移那个样子,鼻子挺,坚实可靠。类似这样的记载也很多。

中国古代在总结识人方面的经验非常多,《吕氏春秋》中有识人“八观”。更早即商末周初的时候,周文王就发明了鉴识人才的“六征法”:
第一是“观诚”。诚是诚实的诚,就是观察一个人是否诚信。
第二是“考志”,就是通过言语来考察一个人是不是有志向。
第三是“视中”,即通过声音和气息判定一个人内心是否有浮气。
第四是“观色”,就是观察一个人的外在表情。
第五是“观隐”,这是最难的,即平常我们说的“知人知面不知心”。所以,传统相术把观察一个人的内心放到了最要紧的位置上。
最后一个是“揆德”,即看一个人有没有道德情操。中国古代此类记载非常多。如《史记》记载刘邦去世前,想到吕后已经要代替刘氏天下,安排后事说“安刘氏者必( 周 )勃也”。周勃虽然不善于言辞,但很忠诚,最后能够安定刘姓江山的,一定是他。果然,后来陈平和周勃两个人联手平定诸吕之乱,稳定了汉朝的江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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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admin   分类:全部文章   日期:2019年03月15日   浏览:3